社会化媒体传播

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发展，个体间沟通社交与信息共享的方式被改变，人们的私人生活越来越多地在网络公共领域内展现出来，“公”与“私”的界限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模糊了。在我看来，除了“仅自己可见”的绝对私人领域与“所有人均可见”的绝对公共领域以外，“公”与“私”是相对而言的。例如李文亮医生发布消息的微信群，相较于微博广场或者媒体平台，属于私人领域，但在微信群这一极小的范围内却是公共领域。而群友的转发与公开使得本来仅群内人可见的消息暴露在了范围更大的公共领域中，从而产生了社会范围内的负面影响。

在我看来，公民个人言论与行为的自由是有边界的。由于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网络法律体系，因此还不能以“法无禁止即可行”的标准来界定。在法律的约束以外，我们还需要通过道德来规范社会化媒体的传播行为。例如我们不应该在未取得发布者同意的情况下，做出扩大其内容传播范围的行为。本来只有一部分朋友可见的照片被公之于众，这也是一种隐私的侵犯。同时，个体的信息与所发布的内容不应当被用以实现其它的目的。例如脸书等多个媒体平台都曾被指控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使用用户数据进行定向广告。因此在公共媒体上分享信息时，个人应该根据对自身隐私的界定和对社会责任以及社交行为的认识，慎重考虑哪些内容应该是私人的，哪些内容则是可以被公开的。

韩叙

我认为社会化媒体中公私边界是存在的。尽管社交媒体平台有着强化分享、弱化隐私的趋势，但是私人领域目前还是存在的，比如我们在微信或者QQ上和朋友聊天，或者通过微博或小红书的私信功能联系博主，这些仅双方直接可见的、非共享的范围就属于私人空间。而微信朋友圈公众号、QQ空间、微博帖子等不针对特定人的领域就属于公共领域，用户在公共领域发言，可以被任何人看到，也可以被评论被转载，公民们应当可以在这个空间中不受强制和干预地自由讨论公共话题并参与公共事务，这是私人领域不具备的特点。

但公私领域的边界又很容易跨越。比如微信聊天记录被截图外传至微博或其他平台，此时私人领域的言论就被被动地传播到公共领域，成为了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信息。就像我们现在能搜索到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在他的班级群聊中发布的冠状病毒相关信息截图，它已经在公共领域流传了、被非参与者获知了，而李文亮医生也因为这个被公共化的私人言论被警方约谈。

公民具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同时也应当为个人的言论承担责任，尤其是在公共领域。公民在公共领域发表言论需要注意自身影响力以及言论影响力，鼓励自由发言但应当谨慎发言。《下坠》这篇文章发布在微博、LOFTER、AO3等社交媒体平台，而且是一个rps的小众题材，这样类型的同人文一般会选择圈地自萌。同人文创作的文章内容在浏览传播过程中或许会对原角色甚至演员产生影响，正如《下坠》一文中对两位主角的塑造被其原型粉丝认为有损正主形象，从而引发举报作者、举报软件、举报平台等一系列乱象。这篇同人文的作者最终弃号保人，付出了“代价”。我认为在私人空间里不管怎么想怎么说都没问题，但是如果要把想法发表在公共领域，还是需要做好有人反对有人争论的心理准备，也需要明白自己是要承担责任的。（但是粉丝的行为还是非常过激且离谱让人无法理解

但公民的言论自由在私人领域也并非毫无限制的，因为法律很难细分监管到这个程度，所以我认为对自我的约束需要靠道德以及个人素养。比如杭州男子对取快递女子造黄谣事件，以及男大学生给女生P不雅图片牟利事件，事情原本都是在聊天框中发生的，但实际上性质都非常恶劣，侵害了其他公民的权利。在没有被曝光出来的情况下，个人发表言论靠道德约束，一个人没有道德就会产生诸如此类令人作呕的想法，或许也会发表一些其他性质的言论。但当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被公众所见，法律或其他规则就可以接管道德发挥约束作用。

黄铮烨202211110020

王佳音 202211110057

AO3事件中，肖战粉的举报将本属于同人文小圈子的CP文传播至更公众的空间以至于整个平台被大力整治，看似是社会化媒体的“私人”和“公共”的隔膜被戳破、私人话题像装在塑料袋里的水一样瞬间倾泻而出，但我认为但从此事件而言，这始终是“公共领域”内的事情。就像有人举报图书馆有人吃小饼干，即使无气味、可一口吞 免掉渣，但就是有人听不得塑料袋的沙沙声、看不得有人在旁边进食，于是图书馆管理员觉得“确实成问题，都吃东西还得了？”而严查。这是无法分黑白的事情，毕竟互联网的环境的维护就是要每个个体的参与，每个都算数——有人介意、申诉，就往左一点；有人开放、放松，就找个安静私密的地方聚集取乐、做往右一点的事。

我认为“爱发电”APP在“公”与“私”方面就凑巧存在一个合理性——谁订阅，谁参与。不付钱就不可见，而付钱的初衷虽是鼓励作者创作并满足订阅者的“提前满足”，却在“公”与“私”角度上恰好体现了对于圈子的分界——只有订阅的人关心内容，也只有订阅的人可见——对于这个内容和话题，大家都是“家里人”。

所以我认为“在场的人”是“公”“私”边界的重要判断标准，并且要多维考虑“人”的性质。以发朋友圈为例，我们的分组是根据所发布内容而定的，因为在不同情况下我们心里对“外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假如我们晒一些深夜出去浪的照片视频或者重金买下的心爱物品而不愿让父母看见后浮想联翩、过度担心，这时我们一个“不可见”的分组设置就轻易转换了现实与虚拟的“公”“私”，即便是在相较于私人对话框而言更公众的朋友圈，我们也有划分私人领域的权利和能力。

但微信、QQ此类社交软件在私密性方面的把控与大多数社交媒体相比还是更突出的。所以谈回社会化媒体的“公”“私”边界问题，虽然我依然保持上述观点，但我认为这份“私”、这份对“在场的人”的控制实在是局限。

首先这份局限是合理的，因为追求“私”并不符合社交媒体存在的最大价值和意义。如果要在“陌生的网友”和“志同道合之人”之间寻求一个交集并建起安全私密的高墙隔离外界嘈杂与干扰，平台的制度和运行方式、网友的素质和不成文的相处模式的养成都是其中重要的决定因素，而这是很难的，所以“公”“私”边界的建立不是一纸空谈，却需要多方面因素共同调和。

其次，这份局限不仅是社交媒体的局限，更是人的局限、交流的局限、社会的局限。人对新鲜事的好奇与分享欲、信息传播的隔墙有耳，从来不是媒体的作用，而是人的心理从中作祟。并且，人对信息是有价值判断、有评价的本能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也会驱使人们将信息进一步传播。某种意义上，人只要交流就不存在绝对私密，因为信息接收者必然会做出主观驱动的反应，而这也是个人自卫、社会秩序维护的重要一环。比如咨询师有权在你有自杀意愿时告知你的家属亲友，比如亲人犯罪时你也有责任选择不包庇。总而言之，社会化媒体上“公”“私”的模糊在最原始的面对面社交生活中是有迹可循的，是有心理学、社会学依据的。

一言以蔽之，社会化媒体“公”“私”边界是存在的，但需要多因素共同调和才能达成一个“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和谐景象，而判断此边界的依据在于“在场的人”对于具体讯息而言的私密与否的定性，这往往取决于讯息发出者的心理预期和媒体机制。

束雨萱202211110013

个人观点：李文亮是吹哨人之一，他发表信息是在他的同学群中，属于一个相对私人的领域。《下坠》一文的作者将其发布在AO3网站上，属于一个更偏向公共领域的平台。但李文亮医生的同学可能出于关心和对李文亮医生的信任将其转发至亲友群甚至朋友圈造成公共效应，因此同学群成为了一个连接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跳板。而AO3属于公共平台，但同时也具备严格的分级制度，且大多数同人社群都会自觉遵从“圈地自萌”的不成文规范，也许作者是把AO3平台当做了一个人人都可以登录的私人领域（可能类似完全开放访问权限的QQ空间），忽略了兴趣圈子本身与粉丝集体发生重合因此引发一系列事件（尽管不好说事件本身到底是否因为粉丝个人行为引起）。因此个人感觉社交媒体很难说有一个明确的“公”“私”划分的边界，信息则是通过形似原子的一个个用户个体不断传播的，即使是私聊的“小窗”空间，也无法避免个人将信息截图记录发布至朋友圈、空间甚至更加具有公共性质的平台，更无法避免私人信息在一定范围内传播。如果一定要划分公私界限的话，也许信息传播范围本身才是划分的界限。可能个人独处的空间或两人或多人确保不将任何信息传播出限定的群聊或朋友圈或空间的情况才能算作私人空间，而公共领域则是信息流动方向自由的空间。公民的言论自由并不容易真正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深处一个浮躁波动的社会个人或许需要更多关注自己言论产生的后果，法律是最低底线，还需要更多关注自己的言论是否会对言论发布领域内的人造成不良影响，并以改变领域内包含的人或改变言论本身的方式找到平衡。

我认为在当今时代社会化媒体的“公”与“私”边界是非常模糊的，但并不是说它不存在，而是公私边界是非常容易被冲破的，而且个人认为公共领域是远大于私人领域的。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阐释了公共领域相对于私人领域，是指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公共空间，公民们应当可以在这个空间中不受强制和干预地自由讨论公共话题并参与公共事务。私人问题或者个人利益的问题不应该进入公共领域并成为公共领域中讨论的问题。也就是说，公共领域不是用来保护私人利益的，而是要讨论社会/国家相关的事情（当然社会中的事情大大小小，不是单指国家政治相关）。
李文亮医生当年在微信群中发送有患者感染SARS病毒的信息，其初心可能与普通大众心理一样，提醒周围人要小心注意，不要感染。但是由于人面对未知的恐惧以及脆弱的公私边界，感染的信息迅速从李文亮医生的私人领域扩大到公共领域，信息不再是只有关李文亮医生及周围人利益的问题，而是转变成全国人民都及其关注的社会事件。再此之后这个信息就再也不是私人领域的信息，而长时间处于公共领域中。在这其中，我认为使得公私边界变得如此脆弱的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传播信息的敏感度，李文亮医生传播的信息本身就是关系到社会、民生、国家，一旦扩散，涉及每个人的利益，这就决定了一旦发出此类信息，就几乎没有可能把它一直保留在私人领域里。反观我们自己平时和家人同学们的聊天就几乎不会在公共领域里传播。
《下坠》一文一开始由发在公共领域，大家可以观看、讨论，当然此文受众具有局限性，并不是大部分人都看，那本来结果不应该是被广泛传播甚至引起网络战争。但是由于《下坠》该文章内容包含大量淫秽色情的同人文，使得部分对同人文这类圈子不了解不感兴趣的读者产生不适，有读者就会有评论，自然也会有不好的评论，而一旦差评关乎到人的利益，就很容易被转发，引发广泛讨论。例如在受众群体大部分为未成年人的情况下，淫秽内容是否会对未成年人造成身心危害；中国性教育普及等等问题。以上现象看起来理性又合理对吧？那为什么最终导致一发不可收拾，网站被封，严查同人文？我认为其变量已经不在于信息而是在于人了。每个人是不同的，当某些人处于不理智的状态说出偏激言论并不断传播时时，信息的严重性就会被不断夸大，从而产生不好的影响。那么在政府对此次事件进行管控时，这篇文章及其相关文章都被封禁，在公共领域几乎看不到了，《下坠》迅速转变为一种“私人领域”的信息，只有下载过原文章的人才能够阅读，虽然在私下里读者依旧可以转发，但在“公共领域”它就是不可见的。所以就公私领域界限来说，它是易突破的但是也是受控制的，当公共领域信息被控制时，信息就会被迫转为私人领域信息了。
丰县八孩母亲被爆出之时传遍网络平台，其内容反映着在当今“繁荣”时代的边缘乱象，其暴露着当地zhengfu的腐败黑恶以及社会安全问题，这让百姓产生危机感，仍然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当然此类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仍然被管控甚至封禁，原因也是在于公众讨论这个事件的原因、影响，也许给公众带来恐慌（当然给zhengfu带来恐慌更多吧？）。掩埋黑暗的事情是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的，我认为，，此类事件应该积极的解决问题，掩埋/玩儿文字游戏只会降低zhengfu公信度。
总结一下，社会化媒体公私边界存在，但依旧模糊，且边界易破坏。在线公共领域功能在于讨论关乎社会国家利益，其特点是易失控易产生恐慌，需要适当管控；私人领域一般传播性差范围小，易于控制。公民个人言论与行为自由边界在于法律，上述三个事件在传播过程中出现违反所谓“公序良俗”，事实存在，只不过我们不能说。一个人见解，我们的言论可以有不同观点，但其应建立在理性讨论和事实之上，无论是在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

读此书序论部分使我首先对麦克卢汉其人和他的基础媒介理论和核心观点有了点认识。读完了正文的几个章节，我对媒介与人的关系认知更加具体了一些：媒介增强了了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广度，成为人的延伸，促使人的社会结构完成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过程。媒介对人的组合与行动的尺度和形态发挥塑造和控制的作用，比如麦克卢汉所举例的电子媒介的出现让人们开始以电子空间礼仪安排知觉，即内容跟随形式。媒介影响社会和，技术发展则是媒介发展的重要契机。
麦克卢汉对于印刷品、电话、电视等媒介的探讨也使我思考起一些社会化媒体可能对人带来的影响。社会化媒体在我的理解中属于“冷媒介”：它借助于电子媒介、数字媒介和网络媒介传递类型丰富的信息，调动视觉、听觉乃至触觉的感官，清晰度高，在受众填补其中确实信息的方面没有留下太多的发挥能动性进行创造的空间。根据多伦多的一档测试节目，调动人更多感官的电视、广播的传播形式比阅读更能将信息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集合了文字、音频、图像又有大数据推送机制加持的社交媒体在“让人记住信息”方面的能力只会更强。此外，社交媒体平台在传播形式上化内容为源流的特性也影响着我们的页面排版设计、文字编辑习惯、创作内容的形式以及获取信息的习惯，而其能形成社会网络、互联互通的特性也一定程度加速了人从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过程。
麦克卢汉的叙述、论证写法与其他理论大师不同，他好运用一些文学性很强的的语言表达观点，并且大量引用文艺领域的实例进行说理，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这样理论基础差的人理解其观点的难度。此外，我也感慨和敬佩他能像类似“清醒的旁观者”找到独特的切入领域，提出超前于当时社会普遍认知、被时间逐步印证的的观点——这与他广博的知识有关。麦克卢汉指出，电子信息时代需要感知整合、把握全局的人，当他预测的“技术上模拟人的意识”成为现实，知识会使我们更好地面对各种观念。

蒲玛莉

在《理解媒介》这本书中，我读到了媒介的不断转换与发展，从显现度低的冷媒介虽科技进步逐渐发展为极为清晰、迅速的热媒介，其中人在媒介传播中的角色有了很大改变，在《理解媒介》中写道：“我们正在退出视觉的时代，进入听觉和触觉的时代。”

我认为当人不能通过阻挡视觉而去阻隔媒介传播信息时，这种媒介便会变得危险起来，它将可以突破人类的主观意愿，而充斥人的各个感官，电子媒介作为非线性的、重复性的、非连续的热媒介，它给予人类的参与空间是极小的。

在《黑镜》第一季第二级中，许多人每天生活在完全热媒介的空间中不断骑行积攒路程，而这些路程也只能去购买极为局限的服务和物品，所有感官面对重复的信息输入，当他们捂住眼睛拒绝接受令他们抗拒的信息时，相当智能的电子系统将不断发出警报让其继续观看，而本应是主宰者的人类却变得无能为力。在长时间的被热媒介所包裹，人们将形成一种思维定势，正如麦克卢汉所说，这会堵塞人们洞悉的目光、创新的思路，这将慢慢扼杀人类本质上最珍贵的好奇，因此我们应接受不同媒介的存在，而不是让所谓先进与智能的媒介去替代一切，媒介应是服务人类接受信息的载体，而不是包裹式的普遍化输出，人类之于媒介，一定是有其可自由想象和创新的空间，人应去把控技术，而不是被技术所控制。麦克卢汉写道：“媒介是‘使事情所以然的动因’而非‘使人知其然的动因’，电子媒介赋予了人类极大的便利，它跨越了空间与时间的维度的，但当人们赋予它过度的主观权力，人类很容易变成“电子宠物”，进入一种循规蹈矩的重复性生活，从而失去了“生活”的意义。

许多人愿意像《黑镜》中的生活模式，制定许多电子计划、闹钟来“督促”自我学习和控制自己沉浸在热媒介中的时间，但人总是有权利去进行选择——我相信未来人不会将自己置于像黑镜中如此危险的地步，让自己无法逃离电子包裹，失去了信息选择权，那将是对人类创新社会的毁灭性打击。

  相较之下，我更喜欢《黑镜》第三季第四集中科技与人之间的关系，科技不是来用于“教导人”，而是延展濒死之人的意识与精神世界，让人可以在科技的支撑下拥有属于自己的“永生世界”，使人们有机会更圆满的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想这才是人类发展科技的美好目的之一。

王江宁
《黑镜》的两集《15 Million Merits》和《San Junipero》分别对未来网络以及虚拟世界的发展进行想象和假设，在荒诞设定和黑色幽默之下体现出虚拟网络的两面性。一方面虚拟网络麻痹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另一方面又让人们得以展现真实的自我，甚至成为生命的延续。
在《15 Million Merits》讲述的故事中展现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剧集为观众展现了Bing的日常生活，让观众得以窥见这个畸形社会的一角：数字化的生活、残酷的竞争、固化的阶级以及娱乐至死的观念。所有人都沉浸在虚拟网络带来的快感之中，工位前的屏幕看似是人性化的设计，实则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虚拟网络麻痹了人们的神经，用娱乐、暴力以及色情等内容刺激着观众的感官，就像毒品一样，让使用者忽视肉体上的痛苦以及精神上的空虚，凭借着短暂的快乐幻觉得以维持现实中单调的流水线生活。在对感官刺激的追求中，人们变得麻木不仁，价值观也十分扭曲，他人的苦难也不过是娱乐的一环。
在被网络统治的生活中，似乎没有人在意未来如何，生存的意义也只是为了生存本身。大多数人其实都能清醒的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面对这个庞大的体制化的社会也只能产生无力感，如同想要打破枷锁的Abi和渴望真实的Bing，最后都妥协在众人的声浪和自己对于挣脱眼前困境的渴求之下，再设想若是Bing选择了结自己，最终可能不过是海面掀起的一朵浪花，在几天之后被大众抛于脑后，而辣妹广告和娱乐综艺永存。
这样的社会真的能够延续下去吗？在精准运行的社会体制下，是被极度压抑的人性和阶级矛盾，这样的规则在某一天终将迎来崩塌。
《San Junipero》中描绘了虚拟世界圣朱尼佩罗，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这座城市具有不同的意义。像Kelly一样更侧重于现实的人来说，虚拟世界是纵情享乐之地，是抒发真实的自我，释放压抑内心的地方。而对于像Yorkie一样无法同正常一样接触和感知世界的人来说，进入虚拟世界圣朱尼佩罗是一次新生，这里更像是一座乌托邦，他们能在这里感受到图像、声音、气味甚至痛觉，可以自由的行走活动，这样的世界对于部分人来说比起原来更接近真实。
设计是为人服务的。对比《15 Million Merits》的冷漠和荒诞，《San Junipero》蕴含的温情更加展现了虚拟网络发展的目的应该是为人服务而不仅仅是娱乐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