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dengdengdeng

邓婧宜202211110113

所谓“过滤气泡”即隐形算法以个体过往偏好为基础过滤异质信息从而打造个性化服务，因此导致个体网络环境的同质化现象。Pariser在演讲中提到这种固化使他的列表中保守派无声无息地“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更多观点极化的自由派。这种惯性的算法引导无疑是细思极恐的，因为它正隐形地修剪我们的思想，不仅仅是政治观念。个性化算法推荐一方面满足个体对社会支持的稳定需求顺应初始的偏好，另一方面强化我们原有的态度，阻碍了多元化信息交流。在算法过滤机制越来越盛行的今天我们很难保证自己不信息偏食而陷入这种营养不良的“过滤泡泡”中。与“过滤泡泡”具有相似性的概念还有信息茧房和回音室效应。信息茧房由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提出，指人们在自身的信息获取网络中只听自己选择和愉悦自身的信息从而产生像“茧房”一样的视野局限。但信息茧房的形成不仅有算法过滤的因素，还有极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人的选择性心理:个体的信息消费偏好导致他们选择性接触和选择性注意相似的信息源。有学者将个性化算法比作回音室效应，回音室效应更多强调的是封闭化信息群体内用户逐渐被自己的“回音”困住，是对“过滤泡泡”隔阂下极端影响的精准化概括。我们需要注意到一方面过滤泡泡的形成离不开个性化算法的强化作用，另一方面算法的调整将有助于“过滤泡泡”的破解。媒体应用可以通过优化界面引导或者奖励机制鼓励更多的人群关注到关乎社会民生的多元化信息，为具有公共价值的信息内容的生产者提供更多流量，同时促成信息源生态的平衡。与此同时个体为摆脱泡泡的桎梏也需要克服自身获取信息的消极态度，减少对“猜你喜欢”的依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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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110113 邓婧宜
今天，在互联网的作用下隐私与暴露的边界存在大量相互渗透、相互包容的关系，私人领域公共化和公共领域私人化的流变态势导致公共和私人领域范围的重申。因此我认为公私领域的边界存在，但界定已没有恒定的具体标准，甚至于现今媒体大环境下很少存在纯私人的领域，而是“不断由私人集合而成公共领域”，从这个角度评判二者本为辩证性的同体。
首先，公共媒体的蚕食和公共权威的强势介入让隐私被进一步侵蚀。李文亮既然在微信同学群发布有关华南海鲜市场疫情的信息，那么他的关怀已经越出纯粹利己的纯私人领域，而踏入一个半开放的随时溃塌的灰色私人领域。无论他最初是否将同学群视为一个私密的、隐蔽的空间，发布出去的SARS信息都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公开的、碎片状的数字环境的一部分，丧失了对其的控制。毕竟,“当两个或更多的人就公共事务进行讨论，公共领域就开始出现了”。但是李文亮的言论并非是空穴来风的造谣，公共权威尽管高举着社会功利的旗帜进行舆论监督，也难免显得对私人行为过于敏感和日益严苛的强制。规范秩序建构和个人孰轻孰重？李文亮缺的是一个生前公正的处理还是“吹哨人”的挽联？
其次，争相猎杀的网络狂欢之中个人性自由的表达和权责界定。《下坠》一文首先被发布在ao3，之后原作者又将原文链接转载到微博，显然这些平台都是公共领域。虽然ao3严格的警示标签具有一定分野作用，但通过微博超链接的联系私人喜好不可避免地暴露在社会强光之下，接收到其他群体的异议。“泥塑”爱好者是小众亚集群，这种集群基于共同兴趣而无资本插手，因此更难压制意见不同的亚领域的混合。互联网本就是“一副大小有异、互叠互联的公共领域的复杂镶嵌图”，集体意见对个人表达的不合理限度的干涉将会形成社会性的暴虐。只有不同的交叠领域互相尊重彼此的主流价值，才能达成整个公共领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美好愿景。对于创作者而言，无论专注于何种题材都需要意识到他人认知的存在，了解自己身处一个具有公私混杂特性的网络环境。对于其他网民而言，则应秉持理性的公共话语模式包容他人的个人表达自由，而非滥用冲动的网络行动。
其三，公共舆论带来的政治权力泛化和个人的“政治的存在”。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即“在公共领域展现的任何东西都可为人所见所闻”。“丰县八孩母亲事件”的公共性体现在网民利用公共舆论的打破地理界限，使得一个小乡镇的新闻可以达致全国进而伸张社会正义。中国素少“新闻自由”的传统，而互联网提供了一个相对可以免于政府权力限制的公共领域，一个握在大众手里的社会系统报警器。一味的法律管制难免会民意不畅而引起公共舆论的偏废，网民的自由参与更适合成为互联网这一公共领域规范的主导力量，这使得这一事件颇具政治意义。

早在五十多年前，麦克卢汉就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指出“媒介即是人的延伸”这一观点，判断出未来人在新技术形态下感知的延伸，以及在媒介的整合作用中思想体验大众同一的趋向。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感官确实在信息技术的高速活动下实现了集体意识和社会生活一体的进一步构建。微博、微信、抖音等网络媒体平台对我们生活经验的获得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强烈能动反作用，塑造牵引着每一个网络时代下的人的动态心理。

“如果某个情景中的某项方面大幅度提升，原有未被提升的情景就会被取代，新的“器官”必然会使什么靠边站。”以“春晚情景”为例,今年的春晚播出后反响平平，有人笑侃“春晚的节目还不如微博网友的评论有意思”。电视原本作为冷性媒介具有使人深度参与的特性，春晚则是大众认同感最高的重大传统庆典，实际收视效果却与观众预期愈发割离。仅从媒介性质解析，大部分受视者选择用电视观看节目，春晚基本全场采用高刺激的热烈元素，整体视听风格相合却也显得些许单一，电视窄小屏幕导致的视觉紧缩形式下节目内容模糊趋同。长达五个小时高强度的表演力度和价值输出与电视原本的表现功能不甚协调，观众参与度下降后容易感官疲劳。与之相对微博抖音等自媒体平台基于个体情感表达和注意力机制，更易于大众进行自我价值呈现，快速的信息交换引导人的感知参与和情绪回馈。诚如麦克卢汉所说:“大众媒介所显示的，并不是受众的规模，而是人人同时参与的事实。”大数据流联结价值观同一的人群，整个网络复合体中每个人的知觉与体验不可避免地被互相影响形塑，达成一定程度的团结，成为社会重新部落化趋势下的又一段缩影。另一方面群体被动卷入这场媒介引起的内爆,难免不在信息狂欢的裹挟中屈从权威统治亦或茫茫然自戕。可见这场变革并非完全是利文森所预见的民主人性化的进化趋势，“地球村”的构想是利弊两面性的发展可能而并非是技术乐观主义的产物。

能指大于所指、形象大于内容的时代下大众热望媒介带来更加快速有冲击力的感官体验和深度的移情作用，快娱乐大势中电视与网络平台的各异生态最终指向社会的历史性变迁,新的主导媒介的属性势必会深刻把脉时代动向。

202211110113邓婧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