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音

王佳音202211110057

王佳音 202211110057

AO3事件中，肖战粉的举报将本属于同人文小圈子的CP文传播至更公众的空间以至于整个平台被大力整治，看似是社会化媒体的“私人”和“公共”的隔膜被戳破、私人话题像装在塑料袋里的水一样瞬间倾泻而出，但我认为但从此事件而言，这始终是“公共领域”内的事情。就像有人举报图书馆有人吃小饼干，即使无气味、可一口吞 免掉渣，但就是有人听不得塑料袋的沙沙声、看不得有人在旁边进食，于是图书馆管理员觉得“确实成问题，都吃东西还得了？”而严查。这是无法分黑白的事情，毕竟互联网的环境的维护就是要每个个体的参与，每个都算数——有人介意、申诉，就往左一点；有人开放、放松，就找个安静私密的地方聚集取乐、做往右一点的事。

我认为“爱发电”APP在“公”与“私”方面就凑巧存在一个合理性——谁订阅，谁参与。不付钱就不可见，而付钱的初衷虽是鼓励作者创作并满足订阅者的“提前满足”，却在“公”与“私”角度上恰好体现了对于圈子的分界——只有订阅的人关心内容，也只有订阅的人可见——对于这个内容和话题，大家都是“家里人”。

所以我认为“在场的人”是“公”“私”边界的重要判断标准，并且要多维考虑“人”的性质。以发朋友圈为例，我们的分组是根据所发布内容而定的，因为在不同情况下我们心里对“外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假如我们晒一些深夜出去浪的照片视频或者重金买下的心爱物品而不愿让父母看见后浮想联翩、过度担心，这时我们一个“不可见”的分组设置就轻易转换了现实与虚拟的“公”“私”，即便是在相较于私人对话框而言更公众的朋友圈，我们也有划分私人领域的权利和能力。

但微信、QQ此类社交软件在私密性方面的把控与大多数社交媒体相比还是更突出的。所以谈回社会化媒体的“公”“私”边界问题，虽然我依然保持上述观点，但我认为这份“私”、这份对“在场的人”的控制实在是局限。

首先这份局限是合理的，因为追求“私”并不符合社交媒体存在的最大价值和意义。如果要在“陌生的网友”和“志同道合之人”之间寻求一个交集并建起安全私密的高墙隔离外界嘈杂与干扰，平台的制度和运行方式、网友的素质和不成文的相处模式的养成都是其中重要的决定因素，而这是很难的，所以“公”“私”边界的建立不是一纸空谈，却需要多方面因素共同调和。

其次，这份局限不仅是社交媒体的局限，更是人的局限、交流的局限、社会的局限。人对新鲜事的好奇与分享欲、信息传播的隔墙有耳，从来不是媒体的作用，而是人的心理从中作祟。并且，人对信息是有价值判断、有评价的本能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也会驱使人们将信息进一步传播。某种意义上，人只要交流就不存在绝对私密，因为信息接收者必然会做出主观驱动的反应，而这也是个人自卫、社会秩序维护的重要一环。比如咨询师有权在你有自杀意愿时告知你的家属亲友，比如亲人犯罪时你也有责任选择不包庇。总而言之，社会化媒体上“公”“私”的模糊在最原始的面对面社交生活中是有迹可循的，是有心理学、社会学依据的。

一言以蔽之，社会化媒体“公”“私”边界是存在的，但需要多因素共同调和才能达成一个“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和谐景象，而判断此边界的依据在于“在场的人”对于具体讯息而言的私密与否的定性，这往往取决于讯息发出者的心理预期和媒体机制。

《White Christmas》

三个主人公，三个故事，使我脑海中响起一个词“寒冰地狱（联想电影《画皮》）”。

我心痛地感到，“Block”是名副其实的寒冰地狱——活着，却人间失格。绝对意义的孤独、社交绝缘，本就能够使人发疯，而这设定却还被人掌握了时间的流逝速率，缔造了赛博空间中的千年寒冰地狱、永恒的监禁。

“Block”受法律所保护、狱审能够毫无负担地按下“度分如千年”的按钮、意识副本被人们奴役……伴随着“方便”的技术，人们的能力无限延展成“压断大地、淹死太阳”的超级力量，而与此同时，人们变得如此冷漠，人们的同理心和同情心消失殆尽。是不是我们的思维模式和情绪感受在被科技反向塑造，人工智能越来越“像”人的同时，我们也变得更冰冷、更程序、更机器？

生命与机械的界限是什么，人工生命具有怎样的权利和社会认同，人工智能可能拥有思想吗，科技对人类群体生活状态和社会形态的改造马太效应怎样最小化，科技异化冰山的全貌是怎样的……大大小小的问题蜂拥。我不认为人类的智慧足以在短时间内驾驭其可企及的技术突破，新兴科技伦理风险挑战是永恒的问题，对于技术我们不但不应骄傲自满更要谨慎三思。

“我”，在该片中人的意识能够复制、躯体能够虚拟再现，完全实现数字孪生，那么什么是“我”？这让我想起《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凌波零。复制品在物理上健全，当她意识到自己与他人在独立思想上的差异时，她开始寻找自我、向内探寻。但本片中的副本不仅拥有完整的人格和思想，甚至拥有自己独立独特的人生和记忆，但她不像楚门一样可以走出影棚、不像图恒宇一样在虚拟世界和女儿拥有独一完整的生命，而是被物化、被奴役。这是人类的独裁，自以为是造物主。在我看来，拥有意识的生命体，无论是人工亦或自然，都应该被赋予平等的权利。人类时常失去跨越物种的恻隐，但即使为了人类自身我们也达成保护地球的共识；而面对真实与虚拟，我认为“虚拟人就是不存在的假人”这种说法只是掩耳盗铃，自以为通顺实则拙劣幼稚。

英国诗人布莱克指出“人被技术所分割，技术是人体器官的自我截除。人内在的东西外延之后，造成对人的催眠，人由此变成了其外延物的傀儡。”在此基础上，麦克卢汉的“中枢神经系统”便通过阻塞感知来缓解“截除”造成的压力和迷乱（参考《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序）。我认为正是人类道德伦理体系和现有文明的局限性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产生了矛盾和错位，人类一叶障目、不知“傀儡”，即对科技异化短视。而这种认知局限作用下，人类集体地、无意识地、本能地沉浸在自己构建的新纪元中变得对人性善恶、世间苦痛麻痹，自愿成为赛博格。

回到当下的现实中，“媒介即讯息”，科技对人的截除同样体现了媒介形态大于内容的理论。我们在微信中对某人的拉黑，便是“block”在现实中的对应，但我们习以为常。对关系的处理变得简单粗暴，倒并不归咎于科技本身，根本还是在于人的逃避。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未来是否会成为剧中的样子，我想到的是“佛系”“丧”语言的流行所映射的是人们行为的过分积极和快节奏与内心对对慢生活和逍遥自由的状态的向往。网络、影视作品往往是人们在跋涉时眺望的另一条路，望一望是本能和欲望，但这也足够了，人们还是会在脚下的路上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既然我们在思考和感受这份技术的反作用，那么我们就还在画着阴阳黑白的轮廓，我们就还没有被淹没。

王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