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益衡量——流动的边界

社会化媒体的公私边界不是一个绝对概念,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讨论和理解,如个人自我表达和内容分享的权衡、隐私风险的感知、私人话语抒写到公共论述对象的转化,都决定了社会化媒体公私边界。我曾读过《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这本书就从古代社会与自由主义、公共空间与人类行动、市民社会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等方面对“公与私”的概念史进行了梳理,作者认为公与私的范畴始终在人类活动和社会生活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对互联网民主的迷思做出了解读。在社会化媒体公共领域存在诸多问题的前提下,打破对其唱衰和唱好两种极端倾向,对比传统媒体,肯定了网络公共领域的某种进步和更多可能性。

除了社会化媒体的公私边界需要根据具体情境衡量,我认为公民个人言论、行动自由也应该遵守自由相对保障观,即当言论、行动自由与其他权力发生冲突时,公民不得侵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否则构成侵权。法理层面上,也可以列举出我国宪法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但言论自由相对保障只能说明言论自由是有界限的,并不能确定其具体边界。那该如何寻找公民个人言论与行为自由的边界在何处呢,我认为需要采取“法益衡量”,在不同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有争议的事件中,比较言论、行动自由的价值和对该言论、行动加以限制所得保障其他价值何者更重要,保护较为重要者。如《宪法决策的过程:案例与材料》一书中霍姆斯法官就申克一案表示,“每一个案件的问题是否被用于如此场合和具有如此的性质,以致将造成清楚与现存的危险,这是一个程度问题”,这表明了言论、行动自由的边界的实质就是要综合考虑具体内容、具体场景、受众的具体情况、可能导致的后果等方面。言论、行动自由的保障是相对的,其边界是通过个案的法益衡量决定的。因此我们不需要一条清晰的边界,法律也无法给出一条清晰的边界,我们需要的是对事实更全面的掌握———以做出更公平的判准。

吹哨人

2019年12月30日,李文亮医生在一个150人左右的同学群中发布信息称:“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急诊科隔离”。李文亮还强调了不要外传,主要是想提醒临床工作的同学注意防护。不曾想一名群友将他的对话截图发上了网络,而且没有隐去最关键的信息:他的名字和职业。这让看到截图的人精准地找到了他,不久他被医院监察科约谈,并在1月3日到辖区派出所签了一份对“违法问题”警示的《训诫书》。我认为他将疾病相关信息发布的领域兼具公共性和私人性,微信群聊、朋友圈甚至于好友聊天都兼具公私两种属性,所以我们既拥有隐私权,又需要承担其公共领域的风险。判断公民是否应该因为私人领域内的言论受惩罚,需要根据法益衡量原则,综合考虑具体内容、具体场景、受众的具体情况、可能导致的后果等方面,做出判罚。李文亮受到的训诫,就是因为对事件了解片面所作出的不公正判罚。

李文亮是疫情初期证实疫情的医务工作者——即吹哨人的缩影,当公众追溯疫情源头时发现,原来早已有人预警,李文亮因其截图上的实名成为了能被找到的“吹哨人”。他的名字成为了吹哨人的代名词,而他其实是吹哨人的一部分。1月20日后,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迅猛发展,曾被警方定性为发布不实信息的李文亮,本人的遭遇被视为了这次疫情中前线医护人员的注脚:在接诊过程中自己被感染,病情一度恶化进了ICU。此外,他的多名同事和父母也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采访中,记者问李文亮群消息泄露这件事,他表示“当天晚上,微信上就很多人拿截图问我。而且他们截图不大全,原本在“确诊7例SARS”之后,我又强调了这是冠状病毒,具体还在分型,但这些网传的截图没有。看到这些我感觉要倒霉了,可能会被处罚。因为这是敏感信息,又在开“两会”的敏感时刻。我之前很生气,截图还不打码。现在看得淡一些,别人可能也是一时着急,为了提醒家人朋友。”

AO3事件

2020年2月末,肖战的粉丝以“避免人身攻击”为由针对一篇以CP“博君一肖”为蓝本,发布在全球非营利性开源同人作品托管平台Achieve of Our Own(简称AO3)的同人文《下坠》发动大规模举报,最终导致整个平台无法在国内网络正常登录。整个事件中,肖战唯粉、CP粉、黑粉、同人圈四个社群就该事件展开了关于法律、道德、文学创作等诸多方面的讨论,最终使粉丝内部的个体冲突发展为社群冲突,舆情扩散演化成更广泛的亚文化传播事件。《下坠》一文作者在AO3平台发布后选择在Lofter、微博进行引流,都属于公共领域,作为开源同人作品托管平台的Achieve of Our Own,也属于公共领域。

丰县事件

丰县八孩事件发酵之初,董某民一直以一位贫困的养育八孩的模范父亲形象存在,是短视频平台上的小网红,经常发布八个孩子的视频,并且以此为噱头得到扶贫和其他博主的物资帮助。一些想依托该事件热度谋利的网红,如声称帮其改善生活的装修公司,宣传娶得好就能“重振雄风”的婚庆公司还董某民合作拍摄了广告。但直到“徐州一修哥”献爱心视频中不小心拍到了“八个孩子的妈妈”,抖音、微博的网友在这些视频中发现了蹊跷,事件开始持续发酵,在抖音、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均有主流媒体和自媒体用户的讨论和发声,出现了相关知情人士爆料、内容被和谐、前往丰县的网友被拘留等等事件,一次次通报,网友一次次提出新的疑点,事情没有得到平息,反而愈演愈烈。一些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也纷纷发声,如丰县籍名人王圣强为该事件多次爆料、发声;《盲山》导演李杨于2月5日发布朋友圈,表示不再打击盗版收取版权费,希望扩大该电影影响力,打击拐卖妇女的犯罪行为;罗翔在公众号罗翔说刑法上也发布了他与同道车教授关于“提高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刑罚”的不同意见《我为什么还是主张提高收买妇女儿童罪的刑罚》,从专业角度入手,进一步提高了该事件的关注度。根据其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在线公共领域的场域之宽阔,受众之广泛,传播之迅速。

该事件之所以引起全国民众关注和追问,我认为其“公共性”有三点,其一是悬在每一位女性、每一位中国公民、每一个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在联想到自己、自己的亲人、朋友都可能遭受相同境遇的苦难而产生的共情,其二是该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污点,其背后牵扯到地方政权腐败、基层政府无作为等问题,其三是与一些其他公共事件的对比,疫情的阴影下,是愈演愈烈的丰县事件,报道俄乌战争新闻的同时,是和谐关于丰县事件的进一步追问,尽管每一个公共事件都值得被关注,但是能被报道的苦难和被隐藏的苦难形成的强烈对比,也是引发网友持续愤怒的源头。

社会化媒体为人们提供了参与讨论、了解新闻事件的场域,但显然话语权的下放对社会的极化现象有着潜在影响。社会化媒体究竟是重塑了公共领域还是资本数字化的表征?正如课上的“水木清华”例子,政府管制带来了双输的结局,在公私领域分化的过程中,市场的作用过大和政府对公共领域的控制过严都是不利的障碍,现实生活中缺乏一套能充分容纳民意表达、并将民意反映到公共事务的决策中的机制,互联网给予了可能,也带来了公私两个领域边界的重构。

理解黑镜:论人与媒介文化

《黑镜》的批判视角是独特的,它摒弃了好莱坞的宏大叙事和人类英雄主义,而是把视角转向技术异化下的个体。编剧查理·布洛克最初的批判冲动来自于摄像机的黑色镜头——即对于电子媒介下虚假人性的揭露,这在每一集中都有所体现:《15 Million Merits》中被禁锢在电子屏幕世界中的人类,只有登上舞台成为明星才能离开踩单车的枯燥生活;《Be Right Back》中大数据可以让人“死而复生”,基于生前社交账号建构新的仿生人;《White Christmas》中意识副本的剥离和屏蔽手段的现实化;《Hated in the Nation》中网络时代下何为正义的抉择以及《Nosedive》中人选择“自我数码化”,成为社交媒体数字化劳动的免费劳工。黑镜是网络、是舞台、是电视、是屏幕……是使人异化的技术,也是马歇尔·麦克卢汉书中的媒介文化,它“构造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塑造了我们关于自己和他者的理解,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

人创造了技术,而技术重构了人的生活,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是讯息”“媒介是人的延申”,人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自己,也不仅仅是从拉康“镜像阶段”(他者)认同中建构出的自己,那么“我”是谁呢?澳大利亚学者布朗兹将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提出的“产消者”与“用户”二词合并为“产用者”,表示人们不断将信息的使用与生产相结合,这也印证了我们正在经历的媒介形态。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获得更个性化的体验,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会根据用户画像进行个性化推送;协同过滤算法将相似用户相连接;流行度算法将流行内容的平台可见度提高,我们最终被困于信息环境之中。这样的 “生态政治剥削”逼迫我们不断将个人信息反馈于社交网络,个体的隐私数据成为了一种重要资源。再深思,这一过程中 “民主”的理念逐渐被弱化和稀释,资本与经济的目的被无限放大,社交网络最终会成为利益博弈方的工具。

社交媒体改变了媒介生态,构建了新的公共领域和政治生态图景。平台推荐构成的信息环境作为一种隐形的意识形态已经被用户所接受,其价值偏向在用户浏览、转发、评论的过程中持续影响着用户的态度、思想和行为。虽然话语传播权由一元变成多元,更多人获得了说话的权力,真正的话语权仍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如今舆论场上的群体极化效应已经导致了个体狂热,微博、豆瓣等社交平台上挥舞着偏激立场旗帜的人不在少数,“信息茧房”让网民只能看到自己想看的,更加限制了个体思考和发声的空间,加剧了群体和个体的裹挟,也加固了舆论场中精英—平民的“知识阶层歧视”,顶层建构者不会把其列入政策建构的范畴,他们的发声更加被社会所矮化。传媒技术带来的社会平权局面背后,是多数人的集权暴政,如《15 Million Merits》中梦想成为歌手,却无法从大众意志的洪流里独善其身的女孩最终成为了色情片演员。

赫胥黎的《重访美丽新世界》中对“二战”后人类社会的命运进行了分析,预言了世界两大主流意识形态的未来。作为反乌托邦的代表作品,奥威尔的《1984》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以不同的角度讨论了反乌托邦,奥威尔担心的是强权剥夺信息,我们憎恨的东西毁掉我们,赫胥黎则担心由于过度享乐和欲望而失去自由,我们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而赫胥黎的预言在如今似乎已成现实,媒介技术下的娱乐消费、意识形态是否导致了用户自由意志的销蚀,麦克卢汉笔下的热媒介是否真的剥夺了受众深刻参与的机会。技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未来一片光明,技术影响着我们的行为,越来越多的认知和决策都在算法的辅助下完成,成为个人社会信用评价和社会治理体系的基石,技术让我们被数据化,用户画像、社交媒体让我们形成“数字人格”。《黑镜》在提醒着我们,时刻反思,对技术保持警惕。剧中描摹的图景似乎已成现实,谷歌的“增强现实”眼镜被指模仿剧中的记忆芯片,用骑车赚取点数的方式也在巴西监狱中被使用,囚犯可以通过骑车发电来减刑,这都证明人被技术异化的现实离我们并不遥远。《黑镜》并不是过于消极的表达,也并不是增加观众的恐惧而获取关注,它似乎只是在冷静而有深度的探索,希望我们可以通过思考,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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