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何处隐,何为私?

倘若我突然人间蒸发,不出48小时,将会有警察通过必要的手段,解锁我的手机,察阅我的备忘录、相册等等信息——为了查明我的下落,他们当然有必要这样做,这样的做法似乎会被每一个关心的人默许,而我的隐私便将因此公之于众。

我们不妨将时间向前推,上世纪,当写信仍是主流沟通方式,而未成为“文青行为”时,私人信件是极为隐私的个人物品。而为了保护这种隐私,我们只需阅后即焚,将再无他人获知信件的内容——这份秘密便随信件化为灰烬。

时代不断发展,伴随着信息化时代到来,微信等网络社交媒介成为日常沟通的主要方式。阅后即焚成为删除本地存储的“掩耳盗铃”行为,而对信息内容的记录将被存储在云端。似乎在所谓“云端”的公共领域里,存储了每一个人在网络世界中的任何行为。而在泛泛的公共领域中,我们是否真的存在“私人领域”?

固然,极端意义上来说,所有数据都在云端被“存储”,我们是没有绝对隐私的。而各厂商所在营销的“隐私”又有何意义?数据在云端被存储,却不一定能被他人所获取。能否获取的决策权在于每一个厂商,甚至是定位不同的每一款产品。对比腾讯QQ与微信,在“QQ空间”和“朋友圈”这两个不同的社交圈内,“QQ空间”可以看到每一条内容下的所有评论和回复,而“朋友圈”仅可看见共同好友的回复,可以见得“微信”是更注重隐私性的圈内社交平台。不难看出,所谓“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是提供网络服务的厂商划定的,在失去绝对隐私的互联网社会,各厂商在公共领域内所划分的相对私人领域,成为每个人最终的归属。

诚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为自己的错误言行买单。然而公开的反动革命与私人聚餐的酒后胡言的影响并不在一个量级内。无论在公共领域或是私人领域内的错误言行,我们都应为其负责。在“微博”这类公共平台公开叫嚣和微信群聊的私人吐槽,应采取不同的惩罚措施。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治安,但其影响范围势必不同。在群聊中的内容上升至社会议题,必然有其他人将这份“隐私”进行散播,其最终造成的恶劣影响则不只由言论发布者一人造成,故也不应由言论发布者一人承担结果。

“丰县八孩事件”、“肖战粉丝事件”,这些内容始发于“抖音”、“微博”这类可通过搜索引擎发现的、面向全网大众的公共领域;而李文亮却是在微信群聊的私人领域内“吹哨”,其称为社会议题,是另有其人将吹哨信息发布于更开放的平台,将“隐私”上升至公共领域。

失去绝对的隐私,我们最后能做的,便是守护好自己在私人领域内仅剩的权益……

媒体“法西斯” 

人,作为独立的个体,本应享有着信息分享的自主权。因信息的分享,而出现了媒体。媒体作为一种工具,因方便人际之间的信息交换而存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之所以将人与猿区分为两个物种,正是根基于使用工具的能力。工具是被人使用的,当这样的所属关系被改写,当人类称为媒体的傀儡,便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法西斯”——并非人与人之间,而是人与其原本的工具。

在《黑镜》第三季第一集中,人类的信誉系统被外化放大,成为评价他人的唯一标准。人类被信誉系统经过算法得出的评分绑架,原本作为信誉信息的共享平台失去了其媒体的属性,成为了操控全局的幕后黑手。

电视剧是架空与生活而创造的虚构故事,可我们的生活中确存这样的“媒体”——朋友圈的点赞数,支付宝的蚂蚁信用等等,这些数字已然萌发出绑架我们生活的势头。拼团名媛们为博得关注而放下尊严——其得到的却也只是社交媒体上的一串数字。

疫情促使健康宝问世,互联网时代一个全新的个人健康属性信息平台以一年的时间推广应用,并在这座拥有十四亿人口的超级大国普及。杭州市政府曾参考健康码试推出“文明码”——一种基于大数据统计的个人行为情况信息平台。提案一经问世便遭到反驳,当个人的行为也被大数据监控和评价,媒体作为工具的属性必将悄然淡逝,而进化为凌驾于个人生活之上的“监控者”。

媒体作为工具,是服务于人类信息交流而诞生的。善用工具,避免在互联网时代成为媒体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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